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 ── 何旻昕
十八世紀時，歐洲因為信奉天主教的關係，將托勒密的地心說視為真理，以便教廷統治人民，凡是支持日心說的天文學家們無一不被處死或者監禁。當時，全歐洲天文界的第一把交椅——伽利略也因為支持日心說而遭到虐待，甚至幾乎要失去性命，他不得不簽下認同地心說的證明書，為的是繼續研究宇宙的真理而活下去。
有時，我們會遭遇到環境的迫害，總有些若不低頭就會大難臨頭的時候，此時我們應當為了大局為重，我相信懂得忍耐的人才能成大器。如果伽利略因為堅持日心說而壯烈犧牲，就沒有他後來的發現和成就了，雖然當下屈打成招，但歷史終究還給了他公道。
但勇敢對抗權勢換來了歷史上的美名，就像是蘇格拉底，因為被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而被判必須喝下毒酒，其實他有逃跑的機會但他沒有逃，因為他認為逃跑就代表他心虛，也間接代表他認罪了。最終，歷史也給了他遲來的正義，並給了他希臘三哲人、西方孔子的美名。逃避可恥但有用，面對可嘆但留名，我認為不管是逃避還是面對，只要對得起天地，任光陰逝去，後人自有公斷。只要內心的動機良善，不管是逃避或面對，都可為後人樹立良好模範，延續我們有限生命所能做到的，不就是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嗎？
逃避的當下一定是可恥的，但是否有用仍然取決自我們為了甚麼而逃避，也許是為了家人、為了所愛的人，也或許是像伽利略為了繼續為天文貢獻。這個理由促使我們在逃避了當下的問題仍能保持著積極的態度做出改變，所以逃避不一定有用，重要的是我們為了甚麼而逃避。